外资在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大肆“圈地”，有关部门应及时出台应对之策。

《瞭望》新闻周刊从多种渠道获悉，一些跨国资本正在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展开了一场新药“圈地运动”，他们通过合作、收购、兼并等合法的资本运作手段，试图尽量获取我国那些只差一步就将成熟的科研成果。而我国目前对高科技企业虽然有风险投资机制，但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却缺乏产业投资机制，导致很多科研活动是“为他人做嫁衣”，成果最后落入外资“腰包”。

在中国土地上“进口”中国药材？

在上海张江药谷一幢窗明几净的实验楼里，本应是踌躇满志的副主任医师黄寰，却在记者面前流露出焦虑和不安。

作为上海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寰花了11年时间研究发现的一种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的天然植物——肾参（俗称），眼下已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获得国家新药证书指日可待。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都是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由于激素会导致癌变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高，近几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慎用或禁用，为此，世界各国医药工作者都在寻找和研究疗效确切、又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新产品。来自天然植物、不含激素的肾参，非常有希望成为这类新药。特别是肾参为单味药材，能解决中药难以控制质量的问题，一旦产品上市，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非常可观。

然而，作为肾参的发明人，黄寰心中却常有“隐痛”，因为在2003年由于资金问题，当地政府风险投资65%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外资，黄寰自己的35%股权也在外资一次次增资中稀释，目前仅剩10%，公司完全被外资控股。

新药材的开发，在全国可谓罕见，何况肾参还是一种在《本草纲目》中没有记载的新药材。作为一位民族责任感极强的中国科学工作者，黄寰自言目前“深感焦虑和惭愧”。

他最为担心的是：一旦肾参新药证书批下来后，它将作为一味新药材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但肾参的“药材标准”所有权、专利权以及产品的经营权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如果要使用这味药材生产成品，必须购买该药材的对照品。那时，销售对照品的指定单位——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就必须向掌控这项专利的外资企业进货。因此就会出现：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口”中国药材，生产中国人研发的“洋药”。

　　谨防中医药资源被“掠夺”

事实上，目前在上海的新药研发企业中，黄寰的困惑和肾参的遭遇绝非个例。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会长华裕达研究员对《瞭望》新闻周刊介绍，仅在上海张江药谷，就有4个有望诞生国家一类新药的中小企业，已被外资参股或控股；其它被外资后期介入的新药至少也有二三十个。

例如一家由澳大利亚归国科技人员创办、从事一种心脏新药开发的公司，曾经获得过政府1000多万元的风险投资，但如今外商已经以8000万元占了四成股份；另一家由美国海归人员创建的基因生物公司，也曾获得过国内风险投资3000万元，但目前已被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并购，成为其子公司。

目前，上海一些大的医药企业均有外资进门或已守在门外。一家来自海外的创投公司近两年已在我国投了近70个生物医药项目，展开了一场新药“圈地运动”，并在张江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高薪聘请国内外教授，计划用3～5年的时间，把我国现有的4万多种植物的化合物成分统统提取一遍，每个植物提取6～8个成分，同时申请专利保护。这种“先圈地、后开发”的做法，今后很可能将我国宝贵的中医药资源“斩尽杀绝”。

华裕达分析说，在上海，像黄寰所在企业一类的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万多家，其中许多很有发展潜力，但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生长停滞”或“夭折”，几乎没有一家能成长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企业，这一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早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国内许多利用国家风险投资成长起来的高科技小企业，准备做大做强、投入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时，都面临了“资本金”短缺问题。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成立“产业投资基金”，而银行贷款又只能解决企业“流动资金”问题，因此，实力雄厚的外资便“乘虚而入”，把只差一步就将成熟的高科技成果轻易地“摘走”。在生物制药领域，这一现象特别明显，因为新药绝大部分成本都集中在研发阶段，一旦小企业研发成功，大规模产业化便水到渠成。

治疗方法：根据患者提供的详细病情、病因、症状、发病时间及以往病史和检查结果,采用中医辩证，西医辨病，结合祖传经验方剂，辩证施治，灵活运用，随症加减。临床取得了理想的疗效..使求医的患者少走弯路，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