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出《三国志·华佗传》：“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日：‘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疑其异，佗日：‘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这一典故，是我国古代丰厚的医药学内容在史书中的直接反映。后世常用它比喻针对客观情况，正确处理问题的意义。

就医学的本身而言，对症下药所反映出的正是中医的一条治疗原则——同病异治。其含义是，对于患者在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同症状要作具体分析。由于其病因不尽一致或完全不同，所确定的治疗原则和方法也是不能相同的。正如华佗精辟的分析那样：倪寻和李延所表现出的病痛虽均为头痛，但其一病在外，是感受寒冷之邪所造成的，应该用发汗法以驱散风寒；其一病在内，是饮食所伤造成的，应该用泻下法以去除食积。由于他辨证准确，二人用不同的药物治疗后疾病都立刻消除了。在祖国医学中，与“同病异治"治则相对的还有“异 病同治”，就是针对不同疾病表现出的相同 病理结果，采取相同的治疗方法。如遗尿、脱肛、子宫下垂等，可以出现在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但同有中气不足的表现，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升提中气，用补中益气汤进行治疗多有明显的效果。近年来，临床上有运用此法此方治疗重症肌无力的，同样是上述道理的延伸。

在祖国医学的理论中，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法则不仅表现在对疾病原因和病证的辨证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人、时、地等.多方面异同情况的辨析上。在诊病用药时，患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发病季节、不同的生活地域等，都是确定治则和方药应该考虑的因素，是一门永远也研究不完的学问。

中医治疗学的原则，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一门科学。除对症下药外，还表现在预防在先、早治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等多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治则学的骨架。

预防在先，是中医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中医典籍中叫做“治未病”。就是当疾病尚未发生时，能提前预测到疾病的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方法，以杜绝或减少疾病的发生。这当然是最积极的路径，是使人们摆脱疾病痛苦的最理想方法。如春季万物萌生，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也相应活跃，感冒之类的疾病就有可能流行开来。根据对这一规律的认识，科学家们研究出了一些具有预防性的药物(如板蓝根冲剂、桑菊冲剂等)让人们服用，以提高人们的抗病能力。夏季天气炎热，中暑发生的可能性相对就大。科学家们又制定出了调整工作时间、采取乘凉措施、增加绿豆汤之类的清凉饮料等方案，使中暑的发生减少。秋季气候

干燥，咳嗽一类疾病的发病率相对较高。科学家们提出用改善饮食结构、增加水果等手段调节自然界和机体内环境的平衡，从而使一些时令病的发生降低到最低限度。冬季天气寒冷，防病的措施当首推防寒，或有意识地安排耐寒锻炼，或加衣添被，或热汤热食，或生火取暖，凡是针对寒冷采取的防病措施对预防冬季常见病的发生肯定都是有效的。

早治防变，是针对疾病发病时间上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以使疾病在轻浅时就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不再向沉重处发展。俗话说的“小洞不补，变大受苦”，就寓含着这个道理。比如感冒引起的高烧，本可以通过治愈感冒来消除。但有人以为感冒不是大病，结果贻误了治疗时机，最终酿成了心肌炎、肺炎等严重疾病的发生。这种外病传内、轻病变重的现象，是忽视早治防变原则的恶果，值得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在这方面，中医古代的许多经典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已明确指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训导。可见，对于疾病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不讳疾忌医，不轻视疾病的苗头，以把它消灭在初始的萌芽状态。

调整阴阳、调理气血和调理脏腑，是中医治病中的基本手段，实际上都是调节机体出现的偏盛偏衰倾向，使其恢复至相对平衡状态的原则。就调整阴阳而论，其具体运用包括通过泻的方法损有余、通过补的方法益不足和通过攻补兼施的方法损余益差等。通俗点讲，机体中代表功能活动的阳和代表物质基础的阴，好像是一个压压板的两端，任何一端的偏高偏低，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调整阴阳，就是通过加减的手段调整压压板两端的份量，从而使它达到相对平衡的程度。气血，作为生命的基础，它表现出的任何一方的不足或有余，都会对

治疗方法：根据患者提供的详细病情、病因、症状、发病时间及以往病史和检查结果,采用中医辩证，西医辨病，结合祖传经验方剂，辩证施治，灵活运用，随症加减。临床取得了理想的疗效..使求医的患者少走弯路，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