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华夏民族有一种要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不能有其独立的目标，它必须是为某个其化“大目标”服务的。在儒家看来，性第一是为了生育后代，继承家国；第二是为了维系婚姻，巩固家国。中国佛教各宗中，性成了一种禁欲的工具，其目的是来世幸福。道教出色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化这一根本观念，把性行为作为修炼的工具，只是修练的目的不同而已。其中最著名，也是被后来宋明理学最痛恨的，就是所谓房中之术。

房中之术，或称房中术，泛指有为了长生不老老而采取的性行为技巧。据道教自己说，这也是古已有之的祖宗之制。当年黄帝征战天下之时，有两个仙女下凡，一个叫玄女，一个叫素女。她们不仅把“三宫秘略、五音权谋”等战略战术传授给黄帝，使他大获全胜，登上帝位，而且传授了“阴阳之术”，即房中术，使黄帝能与三百个女子性交后（后来传说中增加到一千二百个），并得以长生不老，最后升天而去。此后，这种房中术便传世不绝了。道教的先师，如容成公，彭祖，乃至汉武帝时的巫炎（字子都）等，都专修此术，卓有成效。

房中术在东汉时就已成书，但后来失传了。隋唐两朝又涌现出大批典籍，除了东传到日本的区区几卷外，在中国也见不到了。因此房中术基本上是“真人口口相传”，即师徒口头传授，既不外传，也很少写成书。到明朝进房中术又出现一个著书高潮，但一来缺乏古籍依据，二来医术和色情文学相混杂，已不是本来面目。
在晋朝时，房中术已发展为十几个学派，提出一百多种方法和技巧；但其基本内容和原理却不外乎“泄”与“补”两方面。东汉时的原始道教与民间道教，强调“泄”。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军”中，男女杂居，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集体乱交，为的就是“释罪”。黄巾军失败后数百年，这一仪式仍在山东等地广为流行。直到解放初，仍有不法道士以“泄毒治病”为名，骗奸妇女，被人民政府惩办。

东汉以后，上层社会的神仙道教为追求长生不老，不再重视“泄”，反而拼命强调“补”，即“采阴补阳”，并成为日后房中术的主流。采补之术的具体内容。道教有详细而又详的记载，目前还不宜公开引用。但其基本原则不外乎三点：一是与之性交的女子多多益善，性交时间越长越好，射精越晚越好，这样才能最充分地吸收女性的“阴”气以获益。二是女方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性要求要求越高越好，同时男方应以种种方式刺激和调动女方性欲和性高潮，才能使女方的“阴”更多地释放出来，为男方所收。三是强调性行为本身，对生儿育女相当忽视，甚至认为在有碍修炼。

如果用现行性学来检验房中术，可以看出；就其长生不老的目标绝大多数性技巧毫无作用，有一些还有害。但房中术的确有利于性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尤其是在古代绝对男权统治下，它有意无意地注意和照顾到女世在性生活中的正当权利，这是难能可贵的。再如，房中术为了推迟射精，发明和传播了男性穴位止精法。西方人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独立摸索出此法，还以为是自己首创。不过，正如古代中国其它灿烂文化成就一样，房中术的有利方面也被封建社会上层用来为自己服务，成为他们放纵荒湾的工具与借口，成为压迫女性和训练女性取悦他们的理论根据。少女初潮的经血用来炼什么丹铝或长生不老药；荒淫的帝王更广求房中术，把它荒谬化为性纵欲的技巧大全。

很多道教大师既反对性禁欲，又反对纵欲或滥用此术。晋朝道教大师葛洪把性喻为水火：水火燃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如不知其道而用之”，“足以速死耳”。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房中术误认为完全是鼓吹性放纵的“淫术”。以至于历代帝王多有行房中术而早死者，那多是他们的性特权和后宫制的必然结果。

房中术是一种巫术为主、医术为辅的性技巧体系。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在于那些技巧有什么玄妙之处或特殊功能，主要是似佛教的“信则灵，诚则灵”的心理反应，由正因此，道教再三强调“天机不可泄露”，在练习或行使房中术时，严梦愚钝俗人旁观或干扰，更不准知情者外传。在性学高度发达的今日．我们已无需再求助于它的指导，更要防止某些江湖骗子月它袄言惑众，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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